即使難以扭轉少子化趨勢生育支持政策仍然重要
生育補貼無法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及觀念，但仍能幫到想生孩子的家庭撰文 Gearoid Reidy
日本已經表示，現在是扭轉出生率下降趨勢的最后機會。
這個老齡化社會的典型代表幾乎到了“不惜一切代價”，靠花錢來增加每年嬰兒出生數量的緊要關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承諾,將采取有別于當前的“不同層面”措施，對兒童支持項目的出資金額將增加一倍,達到GDP的4%。提高家庭津貼等措施的確很受歡迎，但增加支出就能緩解生育危機嗎?
人們很容易對這樣的前景持聽天由命的態度，但如果說日本注定要成為人口減少的老齡化社會，那么它并非孤例。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Yuriko Koike)近期宣稱，人口下降是“全國性的挑戰”。雖然她指的不僅僅是東京，但她的話還是謬之干里一-是國際性的挑戰才對。日本政客言辭中日益加劇的絕望之情很快就會傳到其他國家，甚至早已經這樣了。
幾十年來，有關日本兒童數量下降的報道大體上都是用簡單的論據解釋這趨勢一-包括就業負擔過重和過時的性別刻板印象。這種情況在2013年的紀錄片《別和日本人談性》(No
Sex，We'reJapanese)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片中認為，兩性關系的不正常是日本人口下降的主因。時間快進10年，突然間，我們在世界各地也看到了同樣情況。
政策制定者應當更清醒地對待這個問題。和其他地方一樣，東京的官員也將難以克服兩大趨勢。其一，女性結婚的平均年齡已從1987年的25歲上升到2021年的29歲，這就推遲了她們首次生育的時間，同時減少了可生育年限。雖然花錢進行體外受精以及婚外生育變得容易且都可能有所幫助，但不太可能改變這一趨勢。
第二個趨勢，越來越多的已婚夫婦表示他們想少生孩子。202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夫婦想生育的子女人數平均值為2.01,略低于他們認為理想的2.25水平。近年來這兩個數字一直在下降，兩者間的差距也在縮小: 1977年，日本夫婦認為理想的子女人數平均值為2.61，想生育子女人數的平均值為2.17。
如果大多數夫婦只計劃要兩個孩子.再算上那些不想要、不能要或因為其它原因最終沒有孩子的夫婦，不難看出日本平均生育率是如何迅速下降的。
現代生活方式以及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里為就學、工作和成功而發生的內卷，使得養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艱難。家長為了讓下一代成龍成鳳，付出更多努力,送孩子去參加鋼琴獨奏會、上補習班或體操課的動力也愈發強烈。學者們將這種情況稱作“量質權衡”，即父母選擇在更少的孩子身上投人更多的金錢和時間。
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英國內閣辦公廳201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跨越不同教育、就業和財富水亞等近乎所有類別的大多數人都傾向于生兩個孩子。幾乎唯~
例外是那些和公婆住在一起的夫妻(這種安排并不罕見，盡管越來越少),他想要三個孩子。另外，收人最低的家庭"最有可能想要三個孩子，這也證明了財富和生育之間的反比關系。
岸田文雄可以創造貨幣，但無法創造時間。雖然有人照顧孩子對勞累過度的父母來說是一種解脫，但育兒外包似乎也不是個辦法。在新加坡，每六個家庭中就有個有家庭傭工，但該國生育率反而不及日本。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報告所指出的，盡管新加坡提供幼托服務，但這座城市國家的低生育率“說明官方機構提供的服務不能替代高質量的親子時光。”
或許，解決性別失衡可以提高生育率?在性別平權方面自詡“亞洲第一”的中國臺灣地區，生育率也落后于日本。如果經濟表現優秀，家庭消費增加呢?韓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了日本，但生育率目前僅為0.81，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
這一世界性現象與女性的財富和機會的增加密切相關。美國生育率已遠低于更替水平，所有歐盟國家亦是如此(甚至包括那些強烈支持移民的國家)。
有人提到匈牙利的例子，該國用于家庭扶持措施的支出占GDP的比例高達5.5%，超出日本的計劃比例。匈牙利的特別之處在于，過去十年該國生育率有所上升,但目前并不清楚這在多大程度上歸功于政策。
日本以及那些不可避免會走上同樣道路的國家，不能指望找到一種政策上的靈丹妙藥，將生育率恢復到嬰兒潮時期的水平。政府支出應重點放在讓社會做好準備迎接不可避免的變化上，不管是通過移民來緩解勞動力的減少,還是集中政策來幫助那些確實想要孩子的家庭想生多少就生多少。鼓勵生育和任由發展，不必非得二選一。@-一編輯 趙昕萌
譯 簡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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